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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问题:汉语方言研究愿景
【分类:安徽方言‖来源:曹志耘‖上传:安徽省普通话培训测试中心(管理员)‖时间:2012/9/19‖阅读:4882】

    编者按:语言学研究向来关注具体问题,方法问题可谓具体研究之良具,因此,本版将陆续推出关于语言学研究的方法和方法论的文章。栏目名中“旨归”之意取自《温病合编・自序》:“其于卷帙浩繁者,必要旨归,琳琅珠璧,无美不搜……”希冀将语言学方法论之美文尽收于本版。 

    现代化、全球化、城市化、网络化改变了当今中国人的生活。在这种大变革中,作为人类社会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各种语言、方言不可避免地产生了激烈的碰撞,延续千百年的语言格局和语言生态发生了巨大的、不可逆转的改变,各种语言问题、方言问题也随之产生。 

    方言萎缩破坏语言文化多样性 

    以汉语方言领域来说,在方言文学创作、方言歌谣曲艺整理、方言节目表演、方言教学、方言用字、方言人名地名、方言鉴别和刑侦、方言信息处理、方言规划、方言政策等方面,都存在大量悬而未决的问题。其中,最突出、最严峻的问题无疑是方言的生存危机和保护。当前,汉语方言的使用空间越来越小、功能越来越弱,总体上呈现出日益萎缩的态势,有些方言甚至已经走上消亡之路。这一现象引发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造成方言所承载的传统文化、民间文化、地域文化和族群文化的信息严重流失,导致文化断裂、文化雷同和文化苍白,对我国优良的语言文化多样性造成严重的和不可挽回的破坏。 

    其二,语言权、母语权是人权的重要体现,同时,方言是一个区域或一个族群内部认同的主要标志,方言的萎缩、消亡大大弱化甚至消解了既有的母语权益以及区域认同和族群认同。这种状况越来越引发方言使用者的焦虑感和危机感,并促使他们奋起保护方言。这种行为很容易造成社会对立和冲突。 

    方言研究应面向问题 

    面对上述形势,汉语方言学界应当以何种态度、采取何种对策和行动,是无法回避的问题。 

    自索绪尔以来,语言学在发展过程中虽然也产生了像“社会语言学”这样把语言与社会因素联系起来的学科,但从总体上说,近百年的语言学基本上都把目光和精力投在语言结构本身或者语言内部。方言学是语言学的组成部分,亦莫能外。汉语方言学自诞生以来,一直致力于汉语方言本体现象的调查和研究,并取得了巨大成就。从汉语方言自身的复杂性和特殊性来看,方言本体的调查和学理研究工作依然任重而道远,方言工作者个人即使穷其一生也无法全部完成这项工作。 

    然而,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可以继续只局限于方言的学理研究而不去关注与方言相关的各种“问题”呢?对于部分学者来说,继续做这样的研究是无可厚非的,但对于整个汉语方言学来说,显然是不可以的。因为这已不完全是学者个人选择的问题,而是一种历史选择,是一种历史使命。汉语方言研究工作者应该自觉适应外部形势的变化,及时调整学科的重点和方向,把目光从方言内部转向方言外部,从方言本体转向方言的使用者、方言生存的环境以及方言所承载的文化,去关注、解答和解决方言在使用及发展中出现的各种问题,让方言研究工作为社会服务。 

    这种学术转型是笔者个人对汉语方言研究的一个愿景,为了方便起见,本文称之为“面向问题”。 

    “面向问题”不是什么新主张。从历史上看,我国的方言调查往往是与民风民俗、诗歌歌谣的采集记录以及训读古籍的需求等结合在一起的。周秦时代,中央王朝每年八月就要派輶轩使者到各地去采集方言民俗,西汉扬雄的《輶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正是在这种传统背景下诞生的。20世纪初叶的1918年,北京大学成立了“歌谣研究会”,发起了搜集民间歌谣的运动。在歌谣调查整理工作中,人们自然遇到了方言词的用字、注音、释义等问题,于是主张调查方言,认为要研究歌谣,首先要研究方言。可以说,现代汉语方言的调查首先是出于民间歌谣调查研究的需要,而由“歌谣派”提出来的。 
 
    在现代汉语方言学的发展过程中,也一直有人关注方言与文化的关系,关注方言的应用问题。远者如罗常培先生的《从客家迁徙的踪迹论客赣方言的关系》,贺登崧(W. A. Grootaers)神父对山西、河北等地方言、民俗和宗教现象的调查。近者如周振鹤、游汝杰的《方言与中国文化》,以及其他学者的有关著作。近几年来,随着方言生存危机的日益加重,社会各界对保护方言的呼声越来越高,汉语方言学界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方言的保存和保护问题,并开展了相关的调查研究工作。 

    有志于汉语方言的研究者要“面向人间烟火” 

    然而,从总体上来看,无论是科研管理部门的学术导向和评价体系,还是研究者本身的学术理念和学术兴趣,占据绝对主流地位的仍然是学理研究。而且可以预料,这一局面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都难以改变。而现有的一些调查研究工作,有的是进展缓慢(例如有声数据库建设),有的是刚刚起步(例如方言民俗图典),有的则尚未开始(例如方言博物馆),相对于形势的紧迫性和任务的艰巨性来说,犹如杯水车薪,远远不够。据笔者统计,在2001—2010年期间共900项的汉语方言论著和课题中,属于濒危方言研究的只有12项,属于方言文化研究的只有14项,属于问题研究、应用研究的更是屈指可数。 

    在这种情况下,必须向汉语方言学界大声疾呼,呼吁那些有志于问题研究、应用研究的学者,特别是那些“功成名就”、已无职称之虞的学者放下身段,让自己的研究工作“面向问题”、面向应用、“面向人间烟火”。每一个作过方言调查的人,大概无一例外地都遇到过发音人的质问:“你研究方言有什么用?”但有谁理直气壮地回答过呢?时至今日,我们不应该再回避这个问题了。 

曹志耘(作者单位:北京语言大学语言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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